行业研究
研究报告
政府数据开放与应急管理研究 浙江省大数据科技协会   发布时间:2018-02-23   文章来源:《行政论坛》   作者编辑:admin   点击浏览:436次

 

 

  摘要:大数据的运用给我国应急管理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实现应急管理方式的变革,是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和应急管理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运用于应急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运用的措施是:完善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建立政府统一数据开放平台,构建数据开放保障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和创新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形式等。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数据共享/应急管理

  作者简介:庄国波(1964-),江苏滨海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教授,从事公共管理研究,江苏南京 210016,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政府廉政评价与预警研究”(14BZZ085)

  一、研究背景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信息或数据和物质及能源一样,成为这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1]。作为最大的公共数据资源拥有者,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向社会开放数据资源,充分发挥政府数据的巨大作用。2009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数据开放平台data.gov上线后,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建立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制订并实施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府数据开放计划。此外,关于开放政府数据的国际合作也在不断开展。2011年9月,在美国政府倡议下,美国、英国、挪威等八国联合签署《开放数据声明》,成立“开放数据伙伴关系”。截止2016年3月,其成员已从原来的8个发展到69个[1]。2013年6月,在北爱尔兰峰会上,美国、德国、英国等八国集团首脑签署《开放数据宪章》,表示要开放更多可机读的政府数据给公众。

  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基础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要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并将于2018年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的平台。2017年3月,在中国国际大数据挖掘大赛启动仪式上,贵阳、北京、广州等17个国内政府数据开放先行城市的机构代表共同发布《共同促进数据开放及应用行动宣言》,指出要制定统一标准,保障数据安全,坚定探索,共促政府数据开放,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目前,我国还未建立国家层面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但北京、上海、无锡、武汉等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的城市已尝试并建立了专门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16年9月,贵州省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公众在互联网上输入域名www.gzdata.gov.cn即可访问由11个省直部门提供的上千万条实时“活”数据,且74%的数据为可机读的结构化数据[2]。现在大量政府开放的数据资源已逐步运用到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领域,尤其是在应急管理领域,及时开放政府应急数据,使得整个社会都能够获取和利用,有利于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实现政府资源价值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特别是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应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公众对政府数据获取和利用的愿望日益强烈,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政府开放数据的需求已经成为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在应急管理领域,如果能及时有效地开放政府应急数据,供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及时获取和有效利用,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应急管理的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关于数据开放和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在不断深入,为完善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数据开放与应急管理的研究状况

  1.国外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和应急管理的研究

  当前,国外主要从下述两个方面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理论研究:一是基于数据平台层面,从技术角度设计、运用和维护政府数据开放;二是基于公共管理层面,从相关政策法规和组织管理角度研究政府数据开放。Hoffmann指出,政府数据开放后,数据可以转化为信息,信息再转化为知识,公民可以基于这种知识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的举措[3]。Helbig等人认为政府部门在开放数据的过程中面临着信息流、不同参与者等多重挑战[4]。Karr提出,在政府开放数据供社会公众使用时存在三点问题:一是数据有用性和数据保密性问题;二是数据复杂性和非技术类公民对数据理解之间的矛盾问题;三是公众分析全部数据集的需求和政府数据分散的问题[5]。

  国外对应急管理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在危机管理理论、模型研究和体系构建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72年,Tony Jaques首次给出危机的定义;之后,Rosenthal从危机管理视角完善了危机的定义;此外,Steven还在其著作中展示了较为系统的危机管理分析框架;Robert提出危机管理过程的4R模型即减弱、预防、反应和恢复,并探讨了如何从战略高度管理媒体[6]。在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国外应急管理研究日渐实现从自然灾害到公共安全领域、从定性到定量、从单一学科到多种学科的转变,并注重发挥信息技术在其中的支撑作用。

  表1 国内省、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一览表

政府数据开放与应急管理研究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经作者整理所得。

  2.国内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和应急管理的研究

  随着国外政府数据开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国内也从数据开放的概念、法律、政策、国外实践现状等方面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政务、信息或计算机、图书情报等领域。郑磊认为政府数据开放要降低数据获取和互动的门槛,定期更新开放的数据[7]。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大都停留在大数据的概念、特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借鉴国外政府数据开放有益经验等方面,对数据的发布、评价、应用的研究还较少。

  虽然我国对应急管理的研究较之西方起步晚,但在2003年“非典”事件发生后发展迅速。薛澜等人基于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提出社会转型期我国将面临的危机形态特征及其发生的根源,并从时间序列、组织行为、决策过程等三个角度构建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8]。王宏伟通过分析应急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从不同角度对应急管理进行论述[9]。张成福、唐钧认为预警、准备、舒缓、应对和重建等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危机管理,给出13项能力指标用来评估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10]。总的来说,国内在应急管理方面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并逐渐实现对突发事件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进行管理的模式。

  人们已经意识到政府数据开放对应急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客观需要推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进行。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对大数据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商业领域等进行研究。比如,谷歌工程师们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大数据背景下可以通过收集、汇总公众在网页上检索关键词,将特定检索词条的检索频率与流感在时空上的传播间建立联系,进而预测流感发生情况,提供有效信息给公共卫生部门以减少流行病的蔓延[11]138-144。但是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步研究和局部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因此,深入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实际运用

  1.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概况

  随着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数据开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2009年上线的美国联邦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成为全球首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英国政府建立data.gov.uk网站,向社会开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数据。澳大利亚运行data.gov.au网站,提供政府数据的公众访问通道。我国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数据开放的应用领域在扩大。截止2017年3月11日,上海市、武汉市等多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了大量的数据集,其中,上海达918个,涵盖经济建设、教育科技、公共安全等12个领域。武汉达1999个,涵盖经济发展、能源环境、医疗卫生等12个领域,见表1。

  2.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当前,数据开放无论在应急管理的事前准备、事中响应,还是事后的恢复和重建阶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应用。

  (1)努力做好事前准备工作。在事前准备阶段,应急管理相关部门和组织注重对各类突发事件信息的研判,收集、整合各类突发事件的历史和现实数据,做到对部分突发事件进行预警并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准备开展处置工作。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美国,美国东部地区遭遇了洪水和雨雪灾害,并引发了大面积停电停水、通信中断等方面的事故。但在飓风抵达前,纽约市政府已将实时更新的飓风疏散区地图数据发布在纽约市的数据开放平台上,使得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查看疏散线路,并在后期不断更新红十字会的避难场所、食物供给、志愿者需求等信息。以美国纽约市的社会治安治理为例,长期以来,社会治安是纽约市政府比较棘手的问题,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警用设备的购买,但实际效果却不见明显。后来,纽约市政府将犯罪人员的犯罪记录放在数据开放平台上,发动社会公众的力量开发手机应用以减少公众进入犯罪高发区的可能性,并整合犯罪记录数据和动态交通数据,科学部署辖区警力,预防并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12]。由此可见,数据开放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应急管理部门通过开放相关数据,增强公众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对事前预防和解决危机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2)积极开展事中响应工作。在事中响应阶段,突发事件发生的紧迫性、不确定性给应对处置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开放政府数据将会给政府、社会组织或公众开展应急响应带来极大的便利。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数据开放应用于应急管理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与整个社会系统建立合作关系,已形成多方参与、分工有序、合作共赢的运行机制。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美国数字地球公司在灾后第一时间便对外免费在线开放了受灾地区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使得参与救援的指挥人员、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实施救助工作。此外,美国数字地球公司还启动了Tomnod众包平台,全球网络志愿者可依托该平台,帮助救灾人员标注出地震所损坏的基础设施、建筑物等,合理分配资源,推动救援工作的有序进行[13]。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利用数据通信传输技术和计算机处理技术等,建立了ITS智能交通系统,对现有的城市交通网络进行整体性管理和监控。如果突发交通事故,交通控制中心就会从综合信息平台获取信息,及时向公众提供交通状况信息,并采取应对的举措以减少次生事件的发生[14]。因此,无论是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公开的数据,或是社会组织公开他们所拥有的数据,都会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阶段发挥重要的效用。

  (3)科学组织事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在事后恢复与重建阶段,将开放的大数据运用于应急管理,有利于降低各类安全隐患和突发事件的事后影响,科学地组织事后恢复工作,保障事后恢复与重建的有效与有序。2008年,肯尼亚自发创建了非营利性危机预警平台Ushahidi,主要通过自动收集文本文件、照片和音频视频等数据信息,上传到统一的服务器中,由专职管理人员对海量信息进行甄别真伪,并将真实信息标注到网页上,最终以地图上的彩色圆点作为呈现形式。公众可以阅读该地点发生的事件报告,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也可为应急管理者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1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依托多学科优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以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核心的网络信息平台即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对结核病、霍乱、不明原因肺炎等单病种进行监测,实现了实时、在线、个案直报。在出现严重疫情后,系统会将信息公开,整合、利用各类信息有针对性地解决公共卫生事件,缓解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

  三、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有利于加强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应急管理水平、推动社会发展。但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当前,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还存在数据应用能力不足、数据壁垒日益严重、信息安全形势严峻、应急管理教育缺失等问题亟待解决。

  (一)数据应用能力不足

  随着网络运用的普遍性和可及性日益提高,当前数据产生量增长迅速,据IDC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数据总量将达到8.4ZB,占全球数据量的24%。海量的数据资源为我国应急管理的发展带来契机,但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应用。一方面,是数据本身的非数字化、非结构化成为数据整合利用的障碍。非数字化信息如报纸、图片、书籍等,其各自属性、格式之间缺少兼容性,无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其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理,使得对数据信息的提取、存储、管理和应用存在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应急管理相关数据的关联性应用较为薄弱。政府应急管理大都在非常态的情况下,针对突发事件,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科学的决策,这就需要强大的数据整合、抓取和分析能力为其提供支撑,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在2012年北京“7·21”暴雨灾害中,气象台对降雨量、暴雨范围和持续时间进行预报,但应急管理部门没有将数据和山区泥石流风险数据合流进行关联性分析,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山区居民进行预警,以致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

  (二)数据壁垒日益严重

  受传统科层制分工原则的影响,我国采用针对不同灾种分门别类的应急管理模式,不同专业部门负责不同的应急情境。这种专业化分工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应急管理专业化的程度,但也极易形成专业化背景下的信息壁垒。各级政府及其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部门各自拥有大量数据却未能有效共享,使得直面应急管理的部门所获得的数据较为零散化、碎片化。此外,与欧美相比,我国数字化的数据资源总量较少,可供利用的数据供给小于需求,每年新增数据量仅占美国新增数据量的7%,欧洲的12%[11]138-144。我国尚未建成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虽然北京、上海等地已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但较之欧美国家,数据集开放的数量和种类相对较少,大量社会管理方面的核心数据并未对社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开放。截止2017年3月11日,北京市在17个领域开放401个数据集,无锡市在15个领域开放889个数据集。同期美国开放192220个数据集,英国开放41183个数据集,见图1。

  图1 美国等国家及我国部分城市政府开放数据集个数比较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经作者整理所得。

  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信息存储和管理标准,关于公共安全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各地区、各部门在各自领域内建立多重标准,致使不同平台间的数据不能直接转化和共享。如中国山地环境与灾害数据库、中国地质灾害数据库元数据库等建库标准不一样,致使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地质灾害数据共享较为困难。并且当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部门在进行应急指挥过程中极易因为危机信息标准的缺失而造成信息沟通的壁垒,严重影响应急指挥和调度的进程。

  (三)信息安全形势严峻

  基于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整合相关数据以处置突发事件,提高整个应急管理的效率。随着数据挖掘与分析的精确化,信息泄露事件时常发生,个人隐私侵犯问题也愈发突出。因此,保护公民和国家的信息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第二大医疗保险公司遭到黑客攻击,8000名用户的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被泄露。补天平台曝出上海、重庆等地卫生和社保系统存在大量高危漏洞,可能因此泄露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相关数据表明,当前至少有30个省市的社保系统、疾控中心等被曝出有高危漏洞,仅统计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就高达5279.4万条,涉及数千万人员的个人身份证、社会参保信息、财务等敏感信息[16]。在这方面,管理制度安全和管理技术安全同样重要。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政府数据分类分级的规范和标准,无法有效识别重要数据、敏感数据和隐私数据,缺少针对不同类型数据开放的原则指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监督及保障层面对信息公开做出相关规定,但其中规定较为模糊且未涉及数据集层面,并且行政条例对人大、法院、检察院和党的工作机关缺少一定的约束性。此外,专门关于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没有出台。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也呼吁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建议有效管理个人信息,用法律手段惩罚泄露信息者。目前,涉及隐私保护的内容大多散见于诸如《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刑法》中,法律层面的不配套延缓了数据开放的步伐,增加了应急管理的难度。

  (四)应急管理教育缺失

  我国的应急安全教育,无论是应对传统的公共安全威胁,比如自然灾害,还是应对现代的公共安全威胁,比如恐怖袭击、网络安全等,还未形成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点的教育体系。与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一般学校教育相比,我国应急管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缺少深入、规范和系统的规划设计。政府对应急管理教育、数据开放标准、数据开放程序等并未做出统一的规定,政府数据开放和应急管理教育方面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团队紧缺,这些都不利于高质量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政府开放的数据运用于应急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技术行为,要建立一支既精通应急管理又掌握数据应用技术的队伍,否则,难以实现数据资源效用最大化。美国应急管理教育体系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总部和10个设在各州的分支机构;第二级是国家级培训教育系统;第三级是直接面向广大民众的各州应急培训基地和已加入“EM HI-ED”计划的高等院校[17]。美国应急管理远程教育为应急管理专家、志愿者、公众等提供100门以上的免费培训课程资源,如国内应急准备指引、演习和评估等。而我国关于应急管理教育的课程设计不够系统,对社会中平台开发者、数据维护者等缺少数据安全、应急管理、数据应用等方面的综合教育,容易导致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中数据更新较为迟缓。

  四、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运用的措施

  针对当前政府数据开放应用于应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发达国家将数据开放应用于应急管理全过程的经验,从完善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建立政府统一数据开放平台、构建数据开放保障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创新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方式等五个方面来加强应急协作和数据共享,充分发挥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全社会应急管理能力。

  (一)完善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

  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加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数据开放和应急管理发展的制度法规,以及与大数据战略配套的数据开放政策。一是国家应统筹制定数据开放发展和应用战略规划,突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产业链建设等关键要素,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中心,扩大基础数据公开,促进数据资源整合和社会共享的格局[18];二是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涵盖数据采集、分类目录、交换访问接口、数据交易、技术产品等关键共性标准,并对所有数据通过“元数据”加以描述,提高数据获取和利用的程度;三是完善数据开放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快制定信息安全领域的“宪法”性法律。我国虽然出台《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和相关制度,但立法层级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项立法缺失。要尽快制定《数据开放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明确数据的权属和公共属性,增强政府数据开放的共享程度,保证数据开放的质量。划定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界限,合法使用公民个人的数据。

  (二)建立政府统一数据开放平台

  政府统一数据平台的可及性、信息量大等特点使其在应急管理领域中作用会越来越大。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将在2018年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的目标要求[19]。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城市尝试建立相关数据开放平台,但我国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先,要立足于整个平台架构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安全防御系统。在出现黑客攻击等突发情况时,做到及时响应和解决问题,减少关键信息被篡改泄露的可能。如引进先进的数据库加密保险箱,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或利用第三方安全软件设定数据库访问权限。其次,应当依托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信息网络、应急指挥平台、地理空间信息库等现有平台和数据库,建立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以实现公共安全信息共享和协同解决突发事件,提高公共安全信息集成、互通、处理水平,为应急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最后,要建立完备的数据管理机制。由专职人员进行数据的管理、审查、更新和发布。数据开放的主管部门还应设定相应的规范和监督机制,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使得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安全信息交互、应急通信和信息服务成为可能。

  (三)构建数据开放保障体系

  完备的数据开放保障体系为应急管理工作有效及时地开展,提供有力支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数据开放保障体系:一是采用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将数据开放相关内容纳入学校教学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加强对学生进行前沿技术应用能力、信息管理能力的培养;二是政府合理利用财政资金杠杆,加大对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所需资金的投入,以保证数据平台建设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强化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加快掌握核心技术和设备的步伐。我国从数据开放平台运用到应急管理层面的信息技术尚处在发展阶段,与谷歌、IBM等国际巨擘存在一定的差距,难以做到信息服务需求方和供应方的精准对接。因此,应追踪国外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采用自主研究和开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更新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运用。如以数据开放为基础,借助大数据工具的深化分析,优化应急管理流程和应急预案,迅速解决各类突发事件。

  (四)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的积极应对和社会公众的参与配合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注重全民的应急教育,对于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提高我国应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培养社会公众公共安全意识,尤其注重对信息安全方面的教育。充实应急管理教育内容,开发教育软件、视频资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教育教学体系,不断推进应急管理宣传和教育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系统化、常态化。二是采用媒体报道、专家讲座、门户网站等方式,加大对各主体应急管理法律法规、政府数据应用等方面的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利用政府数据的积极性和危机应对能力,营造良好的数据开放应用环境。三是注重分级分类的培训,建立相应的教育实训基地。应急管理教育培训的对象涉及应急管理工作人员、普通社会公众、私营企业等多个层面,不同的培训对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同的,应采用分级分类培训的方式,调动全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实现应急管理教育培训的全覆盖。并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政府分层次建立较为完备的应急管理培训基地和专业性院校,以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五)创新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形式

  要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不断探索数据开放的具体应用形式,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一是在事前准备阶段,应急管理相关部门应以解决突发事件的需要为导向,从技术支持和设施准备两个层面为利用数据开放,对突发事件进行管理提供支持。二是在事中响应阶段,要注重信息的汇集、整合和共享。政府或其他部门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抓取海量信息的同时,还要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共享,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并且注重指挥人员、现场处置人员和信息技术专员的紧密联系,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渠道,便于现场和后方的交流互通,及时更新应对方案[20]。三是在事后恢复和重建阶段,要通过先进的监控技术如遥感技术,应用于灾情监控和评估,为抗震救灾决策指挥和方案制订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依靠遥感技术和开放的数据可以分析出灾区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可让应急处置人员快速了解所需要救援的内容,提高救援效率。

  政府数据开放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浪潮,将其应用于应急管理领域是大势所趋。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分析、整合和利用其中数据的价值,有利于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应急管理的及时、有效。在现实社会中,数据的开放和共享给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正效应,但其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信息孤岛、信息泄露等问题也不容忽视。重视数据并不完全依赖数据,不断探索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形式,为推动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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